唐朝的某帅哥写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宋代的某情圣写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当代某无聊作家写：“黄昏之际，夕阳总是给一天划上一个最美最圆的句号。”

近年某流行歌手唱：“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

地理老师如是说：“黄昏是晨昏线的另一端。”

物理老师如是说：“黄昏是太阳光在大气层中的散射。”

理论上说，黄昏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代表者一天的即将结束。然而似乎古往今来的那些文人骚客很喜欢从黄昏中延伸出种种的意境，特别是延伸出一分淡淡的多愁善感。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黄昏，依然是那个黄昏，只是看的人心境不同，所感所写所言也便不同了。当蹉跎过许多光阴之后，虽有小城，但见到夕阳西下，不觉嗟叹光阴易老，岁月如流水般匆匆而去，故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追逐浪漫的人，总会期望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能够深藏内心深处，不觉总是希望太阳速去玉盘早来，好多一分情调，于是大多“人约黄昏后”。黄昏之际，艳阳逝去，皓月将临，故唱“划出一句离别。”……

黄昏，依旧是那个黄昏；黄昏，早已不是当年的黄昏。人心若是变了，眼中的黄昏也就变了。

札记·关于欧洲宗教改革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阿克顿勋爵说过的一句名言。事实上，最初接触到这句话的时候，并非是在阿克顿的著作中，而是在黄易的小说《寻秦记》中接触到的，只不过随着后来接触到的东西多了，才慢慢地了解到了源头。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政客，阿克顿在剑桥大学真正从事历史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主要著作为《近代史讲稿》，从欧洲宗教嬗变的角度上阐述了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脉络。“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则是中世纪天主教教会的一个最好的注脚。无独有偶，房龙的《宽容》也是从类似的角度来阐述欧洲的历史的。

当罗马的天主教会在中世纪的欧洲发展成为一个人们从出生到死亡都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庞然大物的时候，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已经与它脱不了干系，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改变了历史的痕迹，这也正式为何有那么多的西方历史学教喜欢以宗教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讲述历史的原因。的确，宗教是条非常清晰的线索。

宗教改革并非一天而就，改革首先发生在教会内部，或者说是教廷内部，甚至是罗马教皇本身，虽然他们的名声在后世者看来并不怎么好。中世纪后期的许多教皇，都热衷于修建或者装修梵蒂冈的大教堂，特别是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对于艺术的创造与发展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艺术家们横空出世了。任何一个群体中总会有些另类，同样，在教会中也有一些另类。当罗马的天主教会在精神上统一了欧洲以后，许多带有“异端”烙印的书稿都“消失”了，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学作品要么付诸一炬要么深藏于各个修道院，但教会内总有一些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于是，天主教会内部总有那么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譬如德意志的伊斯拉谟对于圣经的翻译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教会的权威，尽管他的本意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改革当时业已腐败的教会。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打开了一扇窗户。

阿维尼翁教廷，确切地来说应该是阿维尼翁之囚，让天主教会陷入了两个教皇并存的尴尬局面，他们无休无止地争吵极大削弱了教会的权威和影响力，尽管最后天主教会重新得到统一，但也已大不如前；同样，当英格兰的国王将英格兰教会强制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而改称“英国国教”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获益的是法国的国王，是欧洲的君主们，在经历了漫长的王权与教权的斗争之后，罗马的天主教教会丧失了很大一部分世俗的权威，王权终于取得了优势。而伴随着王权的扩张，欧洲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近代的民族国家也正在形成，正如法兰西人在意大利人面前高傲地宣称“我是法兰西人”一样，这些都无形地削弱了教会的影响，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下的“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个强大君主们的王国。王权的扩张和民族国家的崛起将宗教改革狠狠地向前推了一把。

长时间以来，罗马的天主教会一直将混乱不堪的德意志视为自己的领地、教皇的后花园，恨不得拿走德意志的每一个铜板。长时间的压榨，使得德意志的民众陷于贫困，特别是损害了德意志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使得他们对于罗马的天主教会缺乏好感，甚至是十分憎恶。在另一方面，罗马的教皇们对于德意志政治事务地干预，特别是经济上对德意志的压榨，无异于是对德意志诸侯们私有财产的抢劫，更加地引发了德意志诸侯们对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中北部德意志地区的诸侯。到了14、15世纪的时候，这种不满就像烈性炸药一样已经积压到了相当大的程度，仅仅需要一根导火线，就足以在整个德意志地区制造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事实上，路德就充当了这样的一种角色，当罗马教皇派人到德意志地区兜售那些臭名昭著的“赎罪券”的时候，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就是点燃炸药的导火线。当然，路德是幸运的，德意志的一些诸侯诸如萨克森的选帝侯愿意为他提供庇护，这也使得他避免了像他的前辈约翰·胡斯一样被烧死在火型柱上的结局。之后，加尔文又接替了路德，在瑞士的山区——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新教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特殊领地，并逐渐地扩散到了西欧和北欧的其他地区。这期间自然伴随着长期的宗教战争，但是，新教无可避免地从天主教会中脱离了出来。

当罗马的教皇和主教们意识到由于教会的腐败和无能而使得情况已经变得相当糟糕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采取种种补救的措施，也就是所谓的“反宗教改革”，希望能够使天主教会重新成为一个清洁而强大的机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反宗教改革”，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宗教改革的范畴。

简单地来说，天主教会长时间的专制滋生了腐败，而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又在在教会内部之间种下分裂的隔阂，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性的强调以及中世纪后期王权的扩张，极大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威和影响力，为宗教改革取得了相对有利的环境；教会与封建君主、中产阶级以及老百姓们在经济上的矛盾的激化，又极大地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开展；当罗马天主教会开展“反宗教改革”运动时，终于为宗教改革一锤定音。

潮阳的三轮车

潮阳的一大特色就是有很多载客的三轮车，满大街小巷都是。无论是棉城市区还是下面的乡镇村庄，有人，就有三轮车。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存在了。

现在在潮阳的大街小巷乡里田间“奔驰”的三轮车基本上都是在后面有个载客车厢的三轮摩托车，还有极少的人力三轮车，人力三轮车主要在棉城市区，出了棉城基本上就看不到了。追溯到十年之前，那时虽然也有这种载客三轮摩托车，但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多；满大街小巷跑的大多是那种加装了发动机的人力三轮车，不过自从政府取缔了这种私自改装的“机动车”而使得它变回“人力”三轮车后，这种人力三轮车就越来越少了。在更早之前，估计那时满街跑的应该全是加装发动机的“机动”人力三轮车了。在棉城，以前开三轮车的师傅们大体上都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现在绝大多数开三轮车的师傅们都是从外省来到广东打工的人了。棉城以外，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开三轮车的师傅基本上还是本地人。潮阳的三轮车营运者基本上都是个体营运。

这些三轮摩托车的构造相当的简单，前半部分和普通的摩托车没什么两样；后半部分则是一个简单的车厢，外面包裹着草绿色的帆布，里面是两三块横架在车厢左右两边挡板上的包裹着人造皮革的木板所构成的座椅；车厢与前半部分的司机驾驶位通常会有块布帘子隔开，不过平时这些帘子都是收束起来的，只有在下雨天出于避雨的需要才会放下来。这种三轮摩托车整天都在棉城的公路上兜客，那些车上没有客人的三轮车在路边一招手就招之即来。不过通常这些三轮车比较集中的是在一些人流比较密集、容易招揽到生意的地方，比如潮阳一中的学校门口、潮阳实验学校的门口、东山路口、文光塔旁边，在潮南的陇田镇这些三轮车更多地徘徊在沙陇车站、浩溪市场、田心车站、成田车站这些地方。在潮阳三轮车的起步价通常都是在3～5元之间，价格视目的地的远近而定：在棉城，假如是从潮阳一中到平北或者北闸一般是5元，而从东山路口到潮阳一中，通常3元就够了；在沙陇，假如从车站到永安、乌石或者西湖，以前8元就足够了，不过近来油价上涨通常需要15元左右那些三轮车师傅才肯去；如果是从棉城去海门，通常需要20元左右（去年的行情，今年尚未调查过）。和当前棉城的票价1元的公交车相比，几个还是偏贵，不过却更加灵活，随时随地都可以上车，而且如果需要搬东西，跟那些三轮车师傅们说一下他们一般也会很耐心地等待。目的地也是由乘客所指定，线路上比公交车也灵活许多。对于一些没有私家车而又喜欢方便的人来说，他们还是比较欢迎三轮车这种简便灵活的交通工具的，特别是实验学校和一中的学生，更是这种三轮车的常客。

三轮车师傅们一天载客的收入基本上是能够满足生活需要的，不过不太稳定，有些时候多一些能够赚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有些时候少一些也有十几二十块，至于一整天一分钱都没赚到的基本上没有。通常状况下这些三轮车师傅都会很勤快的满城转悠地兜客，特别是在东山路口和一些车站，一有人从车上下来他们就会一拥而上地拉客。没什么生意的时候，这些三轮车师傅们就会聚在一起抽烟，天南海北地胡侃；有时他们也喝点酒、打打牌，以前在潮阳实验学校附近有块空地叫做“三角宫”的，经常有很多三轮车师傅下午在那里打牌，现在那块空地没有了，但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偶尔还是能够看到有那么几个三轮车师傅在那里打牌。

在棉城这些三轮车师傅基本上都是专职的三轮车司机，以此为生。但是在农村，这些三轮车师傅则往往有着双重身份：这些三轮车师傅在自己的村子里都开有店铺，三轮车经常成为他们进货的运输工具，在村子里他们是乡村“士多”的老板；平时没事的时候他们也常把三轮车开到镇上的市场或是车站旁边拉拉客，赚些外快，不过更多地是做村子里村民的生意，载他们到镇上的车站搭车。

潮阳三轮车之所以这么普遍，是因为三轮车在潮阳有市场，潮阳有这种三轮车成长与发展的土壤，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当前整个潮阳地区的公交系统还很不发达，城市公交基本上只有一些黄色的中巴车分成6个主要线路来进行营运，虽然票价低廉有“1元车”之称，但是在市区内还是有很多地方没办法覆盖到，有时候去某些地方甚至还需要转车，再加上潮阳的公交车数量有限，班次也就相对比较少，比方说2路车，平均两班之间的间隔大概在15～20分钟之间，有时甚至达到30分钟，车上拥挤更是司空见惯。这样一来，有的时候在棉城市区内乘坐公交反而就没有三轮车那么方便了，公交系统留下的大片交通空白需要有替代工具去填补，而三轮车恰恰就起了这样一个作用。相对于潮阳市区而言，农村的公交系统除了目前穿梭于各镇之间以汕头西堤或金砂东为终点站的专线车之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其交通不便自是不必待言。而这些三轮摩托车，在农村就相当于城市里的公交车，以其方便而为广大农民所接受。

就当前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三轮车退出历史舞台逐渐从人们生活的视野中淡化而出是必然的趋势，但这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毕竟存在了十多年的东西不是说消失就能消失的，欧洲人接受欧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直到我们的社会建成一个整体的、便捷的能够沟通市区各处以及市区与各个村镇之间的公交系统为止，而目前我们的这种公交系统也正在慢慢地建设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私人拥有小汽车、摩托车的增多也是促使三轮摩托车逐渐退出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许，若干年后，三轮车犹如文革时期的布票、粮票，犹如古代的马车和轿子，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最后完全退出人们的视野与记忆，仅仅只是成为文献中关于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供人缅怀而已。

广告中所体现的社会教育之变迁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其实，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身边的正在发生着的许多事，百年之后，都将成为历史，或者说，我们正在经历着历史。

就拿广告来说：现在打开电视，节目开始了还没一会，中间就插播大量的广告，而且还是铺天盖地地冲击着我们的视野；随手翻开一份报刊或者杂志，其间充斥着的各类广告占去了大量的篇幅。当然，这种情形，在多年前还是相当少见的。可以说，近年来广告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么多年来的社会变迁的过程。

拿10年前的招聘广告来说，那时的要求还比较简单，不外乎“五官端正、身体健康”“18～25周岁”“初中以上学历”几条，甚至有些贴在电线杆或者街头巷尾的街招甚至连学历的要求也没有。时至今日，情况则大不一样了。还记得去年我们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一些就业信息——大量的招聘广告。这些广告的要求如果和十年前的相比，无疑高上了许多“限211工程学校”“本科以上学历”“××专业毕业”“要求有若干年相关职业的工作经验”“英语过四/六级、计算机过一级”“中共党员学生会主席”等等。至于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或者电视中的招聘广告，最低学历要求现在一般都是“大专以上学历”。十年来招工广告要求的变化，说明了什么？我觉得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十年来我们的教育水平、教育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说，招聘广告的应聘要求通常都是与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吻合的。在10年之前，那时高考制度尚未改革而高校也尚未扩招，高校每年的招生量非常的有限，真的是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而能够成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由于招生量的有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青年并不多，可以说上大学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权而已。而九年制义务教育，那时小学教育并未完全免费，仍需收取树木不菲的学费、学杂费、书杂费、赞助费、过校费等等，初中亦然，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在大多数地方仍有相当一部分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未能完成，但大多数男孩还是能够读完初中的（仅此而已）。1999年高考扩招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后高校扩招的规模以每年十万、二十万乃至三十万的规模递增。物以稀为贵，一旦普及了，身价也就掉了下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是越来越多，而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还记得读书时听过的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北京路的广告牌如果掉下来，随便砸死几个本科生”。也许话说的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现在本科生确实是“泛滥成群”。面对这种情况，用人单位也相当懂得随行就市，于是招聘广告中的应聘要求也就随之提高了。

从招聘广告中我们可以间接看出整个社会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而从招生广告中我们则可以或多或少地观察到教育制度和教育结构改变的端倪。

如果有稍微留意一下电视广告的话，也许会发觉近十年来电视播出的民办学校的招生广告在数量上和频度上增加了许多，而且招生学校的数量也多了许多，以前播来播去都是一间“珠海中特文武学校”，到后来又增加了什么“福建西山文武学校”、“福建石竹山文武学校”、“中山联翔中英文学校”、“福建龙翔中英文学校”等，这些都是在广东卫视、珠江频道等省级电视台中播放广告的学校，至于地方电视台中播放广告的学校更是数不胜数。不单民办中小学打起了广告，甚至连一些公办的大学也开始使用广告了。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例，《招生考试报》有好几期就刊登了华师的招生广告。如果使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近十年来各类传媒中所播放或刊登的招生广告进行具体的统计与数据分析，得出来的结果应该会是民办教育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逐渐加强，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虽然不至于导致目前中国社会教育体系发生质的变化、根本变化，但也使社会教育结构在整体上开始趋于多元化。因为资源和条件的限制我并没有办法将这种统计工作付诸实践，以上仅仅只是我个人的假设，但我相信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就我们所接触到的现实生活而言，仅以汕头潮阳为例，就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将自己的子女送入金园区实验学校或者潮阳实验学校（这些民办学校在潮阳的口碑还算良好，办学成绩也不错），而这些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在升学和高考中与其他公办学校的学生并无多大的差别。对于大多数家长而言，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更为看重的是在学校就读是否能让自己的子女通过高考考上一间一流的大学，至于学校是公办还是民办，只要不影响参加高考，他们并不十分地看重。所以说一些民办学校培养学生犹如批量生产罐头鱼，但正好投学生家长所好。另一方面，招生广告中所反映出来的另一个现象则是大学定位的一个变化。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也有大师之谓也。”在高校扩招之前，大学基本上是作为一个科研机构，所实行的也是精英教育。对于广大莘莘学子而言，只要考上了就行，无所谓打不打广告的，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又大不一样了。大学之大未必有大师，但一定要有大楼，于是有了山东聊城大学花上亿元人民币打造豪华校门之举，其他部分高校亦有雷同之举。至于高校的教学水平，与十几二十年前相比，也有着巨大的反差，就拿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来说，在一些大学里面，花钱在某些三流大学的学报或者其副刊中买版面刊登其论文的事情实在是屡见不鲜，这些学生平时基本与图书馆“绝缘”，而这些论文多为“生吞郭正一，活剥王昌龄”之作，究其目的，为了评优，为了日后保研，为了日后就业，实在不堪恭维。华师中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华师的研究生比本科生烂，华师的本科生不如华附的中学生”，其实不无道理。目前我们的高校在软硬件建设上因种种原因投入并没有增加多少，在校学生数量增多了，质量却下降了，这也很容易理解。高校要发展，就需要有优质的生源，做广告拉生源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而对于某些民办高校而言，招生如同赚钱，教育就是产业，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高考招考陷阱，而且中招者不乏其人。

最后总结一下，从近十年来各类传媒的招聘广告和招生广告中，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信息：一是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大学教育有由精英教育向普通教育转化之趋势；二是民办教育崛起，教育结构向多元化发展；三是教育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学校教育也将商业盈利作为目的之一，如民办学校。

东门桥的告示牌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相当发达的一个时期，虽然政府依然对于商业的经营有着诸多的限制，传统的“抑商”政策有所松动，政府放弃了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政策改为“官商分利”，坊市界限也在此时消除。关于坊墙的拆除和坊市界限的消除，河南大学的李合群副教授在其《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中有所论述，其中提到了一个侵街问题。所谓侵街，即城市街道两旁的居住民不断侵占街道以扩大住房的商业用途的行为，放到今天就是电视里经常说的“违章建筑”或者“占地经营”。北宋前期，政府对于“侵街”一直采取的是打压的政策，颁布种种法令对其加以限制。徽宗年间，政府下令征收“侵街房廊钱”，表明政府在无力控制这种“侵街”行为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其合法性。中国历史上，对于这种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政府往往就是默认或者承认其存在，然后再从中收取一些费用作为补偿。

中午出去外面吃饭，路过东门桥时偶然发现那里多了块“小摊贩固定摆摊点”的告示牌，然而以前那里却并没有这样的告示牌，而且为了市容整洁也是禁止摆摊贩卖的。不过，虽然禁止摆摊，但是那里却是小商小贩云集之地，尽管工商、城管查了又查，但是屡禁不止，万福桥、南门桥、平北桥这些地方也是如此。和广州石牌天桥附近的小贩们一样深谐城市游击之道：“管来我走，管走我来，管进我退，管退我进”。竖牌之举，说明相关管理单位承认小摊贩们在这些地方进行商业经营活动的合法性，此举与上海此前出台的解决流动商贩与无证照经营的措施如出一辙。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GDP和GIP持续高速增长，我们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比改革开放初确实好了很多，一部分人也确实先富了起来。但是这些年的发展中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邓小平也说过，我们改革开放打开了窗口，新鲜的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近来了。还记得大三那时上社会学的时候，韩老师说现在中国的社会，像个金字塔一样的社会结构，最大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贫富分化，而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又恰恰地缺乏社会流动，处于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少，富有者相对稳定，而更多的人则是向下面的低收入阶层下滑，而人们上升的几率则小的多。

近年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频频出现的一个词语——民生，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与结果。除此之外，整个国家和社会对于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这些弱势群体也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而我们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经常看到的这种占道经营的小商贩们，很多人就是下岗再就业的工人，就是进城的农民工。10年前的国企改革，关停整改了许多效益不好的地方企业，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关于这些下岗工人所带来的问题——下岗再就业，也成为多年来国家和政府颇为棘手的一件事情。这些下岗工人再就业往往都会选择在街头巷尾摆些小摊，卖些小吃或者蔬菜瓜果之类。城市里不是没有农贸市场，但是早些年的时候在这些新建的农贸市场里面“合法”地摆摊经营要缴纳一定的工商管理费和市场管理费。处于社会底层的这些小商贩们都是小本经营，能省则省，于是往往选择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场所就地摆摊经营，这样以来可以省去管理费，二来人流密集商机也相对大一些。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在于社会有其赖以存在和生长的土壤。比方说在东门桥卖菜、卖粟米的这些小贩，他们的商品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在物价日益高涨的今天，更容易为广大工薪阶层的市民所接受；而在广州石牌村这些城中村的小商贩们，他们的顾客主要就是这些住在城中村里的农民工，价钱比外面商场还是要便宜一些的。贪图便宜是人们的天性，或者应该说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了广大小商贩们生存的土壤。以无证照和妨碍市容为由取缔他们么？这并不现实，城市中的小商贩们太多了，而且多年的生存经验也告诉了他们如何面对这种情况，如同广州的一些城中村创卫大检查时烧烤小贩们不见踪影，过不了一两天依然“生机盎然”。再者，从道义上讲，国家的国企改革使得他们失去了工作，为求谋生他们只好这么做，而政府也鼓励他们再就业，一方面我们要他们想办法谋生，另一方面又要再次打破他们的饭碗，这显然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在法律上这样做有些地方还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法律有关于免于登记执照和免征这类小商贩工商营业税的相关规定。在这种社会默认的情况下，像上海政府那样采取顺其自然但是略加规范的办法，无疑成了大多数城市的共同选择。要真的彻底解决这种现象，似乎真的如某些报纸评论员所说的那样，还是要再等一段时间，等我们的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社会结构更为合理之后才能实现了。

闲话考试

    在中国，考试似乎还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上有公务员考试、各类资格考试，下有高考中考，几乎我们从入学开始就在不断地和考试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的理论，认为中国的宪政，在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上应该是由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种不同的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来实现。考试，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深入到我们民族精神民族血液之中，有着自己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并且衍生出各种形形色色的“考试文化”。通常我们所理解的考试，就是指今天诸如公务员考试、高考等各种形形色色的考试，在古代就是科举考试了，特别是八股取仕。事实上，这些只能算是考试的一部分而已，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考试，其范畴远不止于此。

    要说中国的考试，根据文献记载，最早的应该是出现在周代，春秋时期的礼乐制度基本上是沿袭自西周的，而中国的考试，在春秋时代就已存在。不过那时的考试，基本上局限于贵族阶层。周代在王都和各个诸侯的都城设有各级专门学校，称之为“辟”“庠”，专司教授各级贵族子弟六艺——礼（礼仪制度）、乐（音乐）、射（射箭）、驭（驾驶战车）、书（文学和历史）、数（算术和周易），这时的教育，基本上是贵族的养成教育。贵族子弟在学习完这些技能之后，通常会进行简单的考核，已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掌握，周初的封建事实上是一种武装殖民，对贵族的军事素养要求较高，通常会在每年的春狩或秋猎中考察这些贵族子弟的射驭之术，到了后来这种考察也就渐渐的流于形式了。战国是一个风气相对自由的时代，此时做官，但关才能而已。战国时期的游士若要在某一大国谋得一官半职，只需在朝堂之上说服该国国君即可。这一时期由于征战频繁，极重军功，在挑选军士和将领上则严格得多，并有相应的考核标准。譬如魏国军士的考核，《荀子·议兵篇》记载道：“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随着春秋以降平民教育的普及以及秦汉时期文治政府的形成，这个时候的考试又有了新的变化。文治政府的一大特点就是国家的官吏不再由依仗军功或血缘而享有特权的贵族来担任，其官僚队伍主要由接受国家指定教育经考核合格的读书人来组成。两汉官员的选拔，除太学生受业完结通过一定的考核被选拔为皇帝近侍的郎官之后再外放为州郡长官外，主要通过察举和征辟来完成。所谓察举，即地方向中央岁贡“孝廉”和“茂才”（秀才）；征辟则是三公九卿和地方官员自主选募一些读书人作为僚属。但是无论察举还是征辟，必须通过一定的考核，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地方乡里对于此人的评价，若是乡里认为此人在道德上存在问题或学问不实，则会失去做官的资格，甚至连举荐此人的官员也受到牵连。或者可以说，此间考试的主要内容是“面试”，当然，这个面试并非现在所谓的考官对考生面对面的测试，而是考察民间舆论对于此人的褒贬，以此作为察举征辟的主要依据。两汉的皇帝也市场自己征辟一些学者为中央政府官员，对于这些人和于郡国岁贡的“孝廉”“茂才”也进行一定的考试，主要内容是“对策”，即对对于一些具体的政事提出处理的办法。武帝时董仲舒即以“对策”合乎皇帝的心意而受重用。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特别是两汉经学的高度发达，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一批新贵族，这批新贵族地位的维系不是依靠其血缘有多么高贵，也不是亿万家财，而是依靠他们对于学术的垄断。在这一情况下，出现了“金张世家，袁杨鼎贵”的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逐渐演变成为魏晋时期的士族，其高峰则是东晋的门阀专政。他们是由经学起家成为学阀，进而形成高低门第有别的政阀。此时两汉以来的察举制、征辟制逐渐崩溃，相应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也渐渐废弛。代之而起的是新的“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成了士族维持其政治地位的不二法宝，他们按照门第高低垄断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官职。经学长期在一个家族的传承，并没有使对于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反而造成了学术腐败。加上魏晋时期玄学的盛行，士族崇尚毫无实际意义的清谈，造就了一大批不学无术目不识丁的“高干子弟”。这些人要做官，还是要经过一番考试的，大概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考试作弊，士族青年考试时花钱请一些人代笔，顶替自己参加考试。考官大体都是睁只眼闭只眼，而最终衡量他们做官资格的是门第之高低，而非考试成绩。

    中国真正意义上将考试融入于文化之中，是在隋唐科举制度创立并完善之后的事情了。科举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为政府选拔了大批合格优秀的官僚，另一方面对于文学特别是唐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间接上也起到了联结地方与中央巩固国家统一之效。唐王朝进一步完善了隋代创设的科举制，考试的科目很多，有算术、明经、进士、武举诸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唐时的科举考试，极重诗赋，多以文才而取士。那时比较流行的一种作法，就是考生在考试之前将自己平日里所写的一些较为出色的文章送给各主考官阅览，已搏得主考官对考生的好印象，希望主考在将来考试的阅卷过程中“慧眼识人”让自己高中。到了后来这种风气日盛，送过去的也就不单单只是文章这么简单了。这可算得上是最早的考试舞弊了。之所以能够这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的科举考试虽然在武则天时期有了“糊名”制度，但并未严格的实行，大有空子可钻。

    宋代积贫积弱，外战无能，在整个文化心理上是内敛而自卑的，但其对于文化特别是科举考试，却反而比前代更加的重视。宋代的皇帝对于读书人十分地重视，“不杀一士”，经常举行常科和特科的科考，中国考试地位的独一无二，大抵也是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的。宋朝的开国君主起于行伍之间，建国崇文抑武，其政府的平民气较之建立在北周军事贵族废墟之上的唐王朝更为浓烈些。唐朝时科举考试尚为部分家境殷实的小产之家的受过教育的人的权利，到了宋代，几乎发展为全天下读书人之权利。而对于穷书生来说，通过参与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后则一跃而登龙门，权势煊赫，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是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了。于是，普天下的读书人，莫不削尖了脑袋往科举考场上挤。宋朝的科考，熙宁变法之前仍以诗赋、贴经和墨义等作为主要内容；王安石上台之后改革科举，罢明经诸科，以经义、论、时务策为主要内容，摒弃了文学的虚浮之气，更偏重于从实际政治角度去选拔人才。但此后由于新旧党争，这些改革时而废止，时而继续推行，但科举的地位却更加地巩固了。

    待到朱元璋驱逐蒙元建立明朝以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又出现了重大的变革，失去了原有的活力，成为帝王愚弄百姓、愚弄天下读书人的工具了。满脸麻子样貌有些猥琐的朱元璋草莽出身，在当时看来受教育的程度并不是很高，只是略比文盲强上一点而已。朱元璋自己写的公文相当地粗浅，但是却发明了一个“八股取士”，规定要科举考试的文章必须按照一定的格式、字数来“代圣人言”，这个格式就是“八股”，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写作文要严格的按照“总——分——总”的格式，只不过连每一部分用多少个句子多少个字采用什么样的语气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于是乎，天下的举子们，不管你们有如何惊天动地的鬼才，只要不会八股，那就对不起了，回家卖红薯去吧。这天下的读书人，之所以寒窗十年，还不是为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么？于是大家都埋头用工，钻研起八股来了，这些“大儒”们终于在这个斗大字不识几个的半文盲皇帝的指挥下成了腐儒。朱皇帝的另外一个重大的措施就是把科举考试的题目规定在四书五经，而且只能用朱熹注视的四书，把二程先生和朱老夫子拔高到了仅次于孔孟的高度，他们的作品，相当于我们今天教育部高考的考试大纲了。清承明制，科举考试大体按照明朝的规矩沿袭了下来。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省际平衡原则，确保每一个省份都有一个人成为进士，而不以才能高下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也是考场舞弊现象最为严重的科举考试。除了高干子弟的请托主考将试卷偷梁换柱或者泻露考题之外，这些读书人还发明了许多千奇百怪的考场作弊方法：在自己的衣服上面写满四书五经的内容、在镂空的烟台里和毛笔的笔筒中间装上小字条、在带到考场中煮饭用的米粒上面写着四书五经的内容等等。我们的老祖宗，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将他们无穷无尽的“智慧”应用在考试作弊上了，相比于今天的手机作弊，丝毫不见逊色。

    今天对我们生活影响最大的考试，莫过于高考和国家公务员考试了。高考每年都有百万学生大军在考场上奋斗不息，至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也是热门所在，07年就有超过60万人报名。这两个，大有成为今天的“新科举考试”之势。与之相关的，就是这些年随之发展起来的畸形的教育产业：各类考试辅导班、各类教辅资料、各类考试辅导机构及网站。这些考试“名家”，考试不息，赚钱不止。但是在今天，各类考试养活了一大批人，增加了无数的就业岗位，带动了GDP的高速增长……

    在中国，如果没有了考试，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没人说的准，也很难想象。考试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考试却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可以给考试的存在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它是我们的文化，它是我们的传统，它是我们的生活……

龙图腾

古人相信“万物有灵”，为了求得自己生活上的平安，往往是见什么拜什么，并且选取某项独特的事物作为自己氏族乃至部落、部族的象征，并以该事物作为自己的祖先，加以顶礼膜拜，这便是所谓的图腾。随着部族的扩大和民族的形成，图腾渐渐地也成了某一民族的象征了，并由原始的图腾崇拜渐渐衍生出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早期历史，都是一件相当普遍的事情，这些图腾往往都是动物的形象，且多为猛兽。如罗马人以狼作为自己的图腾，古日尔曼人以野猪作为图腾，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部落也以狼为图腾。我们中国人常常自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图腾自然是龙了。其实，确切地来说，龙是汉族（华夏族）的图腾。

那么，龙是什么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论衡》则说：“龙之象，马首蛇尾。”概言之，龙是长着马首龟眼，鹿角牛耳，长着狮子的鬃毛，蛇身鱼鳞鱼尾，鳄鱼般的四肢，虎掌鹰爪的一种存在于神话故事中的动物。这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龙的样子。

其实，在很早以前，龙的样子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就是蛇，只是后来才慢慢地变成了现在我们所认识的样子。商代的青铜器和玉器多有以龙来作为花纹和造型的，最初都是及其简单的蛇，但是到了后期有些略微的变化，多了脚或者是角，有类于现在的蜥蜴，或者说是蜥蜴中的“刺龙”。但是还是远远没有像现在的这般复杂。大概到了战国秦汉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在这一时期的文物中看到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龙的大概的模样。真正的发展到如此形象，则是在隋唐以后了。

龙图腾的形成，事实上是伴随着古代华夏族与它民族的融合而形成的。最初的华夏族，可能是以蛇作为图腾的“蛇”氏族。像我们所熟知的造人的女娲，人类的始祖，还有发明了火和创造了文字的伏羲，在神话故事里就是一副人首蛇身的模样。而这两个神话故事中的神明，按谱系则是属于神农氏的，也就是后来和黄帝部落发生阪泉大战的炎帝部落，主要从事的是农耕活动。至于为何会选择蛇作为氏族的图腾，古人选择某一动物作为图腾，不外乎出于畏惧或出于喜爱，大抵在古代对于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人来说，危害较大的莫过于常在树林草丛出没的蛇蟒之类的了，遇到大蟒蛇，人入蟒口结果可想而知，遇到毒蛇，被咬上一口也是没的救的了，或许是出于畏惧，这个氏族选择了以蛇作为图腾。在远古的时候，华夏族的形成肇始于炎黄部落集团的形成，而炎黄部落集团的形成，则是以炎帝的部族和黄帝的部族在阪泉大战之后的合并。两个部族实力大致相当，在选择合并后的部落集团的图腾的时候，任何一方都无法以自己的部族的图腾作为整个部落集团的图腾，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多是采用图腾的合并和叠加而产生的新的图案来作为图腾。黄帝的部族是个半农耕半游牧的部族，生活在东方的河南山东一带，在远古时代此处多为沼泽，鳄鱼较多，威胁较大。至于黄帝部族的图腾最初是以马还是以鳄鱼，则不得而知了。但是新产生的部落集团的图腾，就是最原始的龙了。商部族的图腾原为燕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到了商代龙的形象自然的加上了鸟爪（后来演变为鹰爪）。周族与夏族同源，西周时期龙的形象变化不大，但是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龙的形象却丰富了起来，这和东周时期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大融合有着很大的关系。此时期融合的对象主要是所谓的“戎”和“狄”，《史记》里面说是“秦并西戎”“晋并诸狄”，多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些民族多以狼或鹿作为部族的图腾。《穆天子传》里面记载了周穆王时期和当时的西戎（犬戎）发生的一次战事，结果天子“西狩”“获四狼四白鹿以归”。这里的“四狼四白鹿”是指四个以狼和四个以鹿作为图腾的部族。民族融合的结果就是图腾龙成了马首鹿角蛇身鱼尾而又长有四肢的形象，和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形象已经相当的相似了。今天我们所认识到的龙的形象，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民族不断的融合的历史中慢慢形成的。

万物有灵，皆有神通，图腾龙之所以为人所顶礼膜拜，在于它的神通。龙的神通是什么呢？《三国演义》里面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有一段话很经典：“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在古代神话故事中，龙是能够行云布雨兴风作浪的，多以司雨正神的神祗形象出现，如《柳毅传》中的钱塘龙君，一时兴起就使尧舜时期发了大洪水直至大禹花了十三年才治水成功；《西游记》中的四海龙王，专管打雷下雨。可以说，龙的神通，一是变化，如曹操所言可以上天入海；一是下雨，这在古代的神话故事中有描述。而龙的这种神通的形成，也和古代华夏族的文化心态和生活愿望息息相关。古代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其辉煌的文明是建立在古代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而农业生产，不像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工业生产，其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水资源的依赖，既要有充足的降水或者是灌溉用水以防干旱，又要防止水多乘涝。这是古代农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并且获得丰收的重要条件。对于人力所及的，古人修建了许多的水利工程来保证正常的农业灌溉和洪水排泄，小到农田中的沟洫，大到都江堰、郑国渠。但是，仍然有着许多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说黄河的泛滥，还有连年的干旱。这个时候，水利工程所起到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寄希望于天上的神祗，寄希望于祖先的庇佑了。在这种情况下，图腾龙便有了它最重要的神通：行云布雨，兴风作浪。龙高兴了，可以在干旱的时候江下甘霖，可以在洪水爆发的时候把这些洪水吞入肚中不致成灾；龙发怒了，可以久旱不雨，可以翻江倒海让洪水泛滥成灾。于是，人们对图腾龙顶礼膜拜，并且修建了龙王庙，希望龙让一年来风调雨顺好让庄稼获得好的收成。对于图腾龙的崇拜和神通的形成，事实上是古人对于进行农业生产的现实需要和精神上的忧虑综合所致，同时也反映了农业在古人心目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龙在变化上的神通，总是有个规律可循的，那就是因时而动，“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这一规律恰恰又和我们传统的农业生产春耕秋收的规律相吻合了，一方面间接地“证明”图腾龙对于我们的“庇佑”：春分登天是去行云布雨，好让庄稼有好收成，秋分入渊则云消雨散，好来晒稻谷；另一方面则隐含了先人对于龙的期望，希望它能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的人们的心态。因时而动又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哲学观人生观，那就是“知天命”“识时务”，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传统，就是按部就班地做着既定的事情，过着一种平淡而又有规律的生活，这在古代的历法中早有体现，并由此衍生出黄历上的“宜”和“忌”。还有就是文化上的包容性了，前面已经讲了龙图腾是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图腾合并中形成的，而中华文化的形成，就是在吸收各民族文化特点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起来的。而且总是先是广泛地吸收，既而进行文化上的收缩和整合，整合完毕就是一个文化上的发展高峰，接着又进入吸收再整合的阶段，如此地周而复始，如同海绵吸水，极有规律。龙虽表面平和，但有逆鳞，不可触摸，揭了逆鳞就要面对龙的暴怒。这恰又是中国人平和易于满足现状，但是在某种“忍无可忍”地状况下容易暴起的民族性格相吻合。

可以说，龙图腾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国古代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和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古典中国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的一种象征，即是现实生活需要的反应，又是精神寄托的所在，同时也是民族性格与文化特性在图腾上的浓缩和体现。

                                                                                           2007年12月写于汕头市潮阳一中

下午毕业典礼，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两张薄薄的纸片，却承载了整整四年的经历与重量。晚上接着就是毕业聚餐，引以为流觞曲水，醉倒小球一个。去完高教村前的草地回来以后，我们的炮兵弟兄们又干了四年来最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在女生宿舍楼下用蜡烛摆了个“IOU”后齐唱《祝福》，一群男生对一群女生做大学四年最纯正的表白，小球同学自然是躺在蜡烛堆里吸引着我们那群可爱的小女生们的眼球。

从此以后，相见时难别亦难。

昨天中午熟睡正酣，耳边陡然响起那首熟悉的“求佛”的铃声，只好眯着鱼泡眼对着电话“恩啊”一番，之后就拖着小胖跑去芳村给阿滨搬行李去了，一路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打着呵欠，没办法，前晚历史学人的大帮遗老遗少还有“未来的花朵”搞聚会，我们那万人景仰万以为榜样的肥肥硕硕而且很容易因名字而被人误认为女孩子的小敏师兄也跑了过来，太HAPPY了，于是乎跑到K房里面对K，折腾了一宿，虽然在过程中颇有教坏小孩子之嫌。

经过了N个车站（最近缺乏时间观念，代之以地理观念），终于把东西送到了U-CITY广药五楼的学生宿舍，那边晚上有王力宏的演唱会，门票是一张“红太阳“（新版人民币一百元），俺是无产阶级，当然享受不起啦。完事之后，送小胖搭车回去家教（这家伙赚外快紧要），之后就无所事事的跑到华师的大学城校区转转。

最近似乎和我们的刘大博士没缘，老是碰不到头，这回还是遵循着这个规律，连带我们的陈小胖（珊歌）也溜去本部了。不过见到了久违的DOTCTOR李，DOCTOR最近很风气，去了中科院上海的一个研究所深造，这位“长得像招财猫”（虹霞的名言）的DOCTOR要请我很久了，每次我们都跑错了地方，上次他去本部的时候我就跑来了U-CITY，这回刚好过来狠狠地从DOCTOR身上搓一把招财毛下来。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聊的很开心，依照韩董事长（韩益民老师，我们历史03“毽子”协会的董事长）的话就是，“三个人的结合是最为稳定和平衡的”，因为三角形是最稳定的，这正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的那句“因为地球是圆的。”DOCTOR跟我们说树熊（秋雄）在实习的时候很活跃但是在树科院却是相当的消沉（据说是大二失恋的严重打击），很为他的天分而惋惜。似乎这和班里和队里对我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颇为相似。后来大家去逛那个一听到名字就让我想起“春田花花幼稚园”的春之花的时候刚好在放“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我就说，树熊一定要学会唱这首歌。虽然遇到打击的时候我们嘴里说要“坦然的面对”，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不由自主的选择了逃避，就象某个笑话里逃兵说的“我们只是用我们的屁股去嘲笑我们的敌人”。或者说，有时我们看似有着乌龟的坚壳，但是里面是牡蛎一样的软弱。聊的时候说到实习时我们的学生偷偷拍拖的事，DOCTOR说拍拖是大学一门重要的选修课，可惜的是，我们都没有选修这门功课。

在华师和广大之间的那座小山林里面行走的时候，一起聊大学里教过我们的老师，原来我们的韩董事长在外面也是那么地深受欢迎，说真的，韩老师除了人很好之外又是一个很容易和学生打成一片的老师，而且，说话的时候有一种“磁性”，很容易吸引学生的眼球。以前也常和会长曾熙他们几个说滚蛋前要拉韩老师踢最后的“毽子”，顺便拍下来做永远的纪念，不过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看似遥遥无期的,终于到了,而且就在咫尺之间。昨天是照毕业照的日子,沁园前面水塘里的荷花又到了绽放的时候,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不曾属于这里；一直不希望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有些东西始终恋恋不舍。 那些曾经是相当遥远的，如今近在咫尺，然而咫尺之间，有如天涯。那些曾经想说的话，却是迟迟都说不出口。猜得到结局，却始终没有猜中开头。 咫尺之间，其实相隔已远。很久以后，当你回过头时，看到的还是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么？那份感觉，是否还在？那串笑声，那段歌谣，都早已经消散在茫茫的风中。

曾经有人对我说，

快乐是自找的。

曾经有人对我说，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曾经多少陈年故事，

一切消散在风中。

曾经早已成过去，

不见当年有情人。

多少回忆成旧梦，

不复从前月与云。

古人说：“盗亦有道。”凌蒙初笔下的懒龙就是一个颇有性格而又诙谐幽默的神偷，他有他自己的原则，虽然没有金庸、古龙、梁羽生笔下的那些大侠那样的惊天地泣鬼神，没有他们那么直白的侠义，但仍不失风骨。《天下无贼》，一个在东返的列车上发生的故事，“华仔”因为处处护着傻根最后“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再也没能看到他的孩子，即便是黎叔，那也是很有原则的嘛，人家也是先动口再动手，虽然是